编者按:北京时间11月7日晚，多家美媒报道，拜登已赢。几乎同时，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人大重阳运营管理）与“拒绝冷战”（No Cold War）国际倡议组织、印度三洲社会研究所联合主办“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未来”国际研讨会，邀请中国、美国、英国、印度、加拿大、玻利维亚等6国11位知名专家探讨，拜登执政下中美未来会如何走向？研讨会还发布了在核心期刊《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6期）刊发的长篇报告《美国“新冷战”政策误区论析》。该研讨会罕见地采取中英双语同传的形式，在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国际新媒体平台与新浪微博、长安街知事、B站等国内平台上同时直播，引起中外网友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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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义（John Ross，英国伦敦商业与政策署原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次论坛主持人） ：我们都希望不要有冷战。但遗憾的是，这个局势不一定是结束。对于全球不少国家而言，无论是谁当选，下一任总统来自哪个党派，美国的政策不会改变。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美两国未来的竞争是如何治理好本国、满足本国民众更好生活需求的竞争，即治国理政的竞争。中美之间未来谁能在竞争中胜出，关键不是布“新冷战”之局且试图胜出，而是谁更能创造美好社会，并帮助全世界构建更好的未来。
玛格丽特·金伯利（Margaret Kimberley，美国黑色议程报告资深编辑）：中美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大选的结果，两位候选人的政策将会存在差异。美国军工联合体与政府的关系也是影响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体来看，美国政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延续性，而来自经济参与主体的影响夹在其中又会给未来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何伟文（前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参赞，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在多边主义、双边对话、管控分歧、与美国盟友关系等方面会有新的变化，对中国也会有新的影响。总体而言，挑起新冷战的可能性降低，对话的可能性加大，但仍充满敌意，中美关系总体上的紧张局势仍将存在。
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员、《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作者）：美国不太可能回到以前的状态，民调显示美国人不认为他们的子孙能够拥有同样的生活水平和财富水平，美国可能不再是梦想之地了。即便拜登胜选，他的任何计划在执行的时候，都可能会被特朗普的破坏行动稀释掉，他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
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三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特朗普和拜登的不同之处要用二分法来分析。特朗普是孤立主义者，拜登希望与欧洲结盟；特朗普实行单边主义，拜登更倾向多边主义，但他们都致力于推行美国统治精英的利益和跨国公司的利益。美国将会继续采取压制中国的策略，冷战还将继续。
克劳迪亚·德拉克鲁兹（Claudia De La Cruz，美国纽约人民论坛执行主任）：无论大选后哪个党派执政，美国国内民众发起的社会运动和游行是有必要的，能够强化国内公民意识，推动体制系统化的改革和改变，从而让政治体制或政治工具促进未来民众更好的发展，更好地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
奥利·瓦尔加斯（Ollie Vargas，玻利维亚Kawsachun新闻记者）：拉美地区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希望不要受到美国太多的外交政策干预，保持独立，拥有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同时，希望和美国，尤其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和贸易联系，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才能够促进全球共同进步。
桥组（Qiao Collective，杰出社会媒体代表，华裔组织）：亚裔美国人在美一直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这种不公平对待不会开始于特朗普政府，也不会终结于拜登，而是由来已久的。美国对于中国的敌对与新冷战思维和亚裔美国人在美处境息息相关，这需要我们更多思考美国的宪法体制和司法体制。
拉迪卡·德赛（Radhika Desai，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政治学教授）：2020年美国大选进一步恶化了美国治理危机，也将动摇其制度基础。美国将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和焦躁不安的公民之间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瘫痪僵局，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改善令人不满的状态。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开放的心态、进行合理的对话、与美国及其盟国中较为明智的人士交朋友，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能够在互利发展中合作的国家和力量上。
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英国佩斯利大学社会科学名誉教授）：拜登当选会改变新冷战，但不会停止新冷战。拜登鹰派做法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相较于特朗普会更长远，与盟国关系的修复和强化，对中国更为危险。中美在经济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但两种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治理矛盾会越来越凸显。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我简要分享五个观点。第一，美国大选已基本结束。回顾特朗普、拜登两位总统候选人打“中国牌”的选战策略，并没有对其大选形势起到作用。这里尤其是指特朗普总统。他企图通过批评中国，转移选民对其抗疫失败的注意力，希望营造中国“敌人”，来凝聚美国社会的团结。中国没有上当。美国选举日前一个月，中心话题不是“中国”，而是新冠疫情与两位候选人的个人丑闻。中国没有与美国展开激烈的战斗，而是有礼有节地反制，不愿意牵引美国舆论的焦点。同时，美国国内的问题太大，包括政治内斗、经济衰退、社会分裂、种族歧视、疫情失控等等，“中国牌”不足掩盖这些问题。这充分说明，打“中国牌”大选策略已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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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朗普总统试图与中国打“新冷战”的策略也没有成功。按照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定义的四大标准看，即全面对抗、意识形态对立、两大阵营、经济“脱钩”。但目前看来，中美两国的状态离新冷战还很远。尽管特朗普每天都在指着中国，但中国却保持着克制，除了外交部被迫回应外，中国领导人一直对美国保持着沉默。这并不是不敢，而是有更多的战略思维，不愿意两国陷入新冷战。相反，中国一直在呼吁两国合作。 令人庆幸的是，两国社会一直在合作。中美两国贸易同比在增长，好于2019年；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筹集资金的数额，前8个月超过2019年总额。美资（比如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在中国金融市场的持有量也超过2019年。这背后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战略以及中国市场的吸引力。第三，中美摩擦在未来10年或更久会成为新常态。我将其称为“竞合状态”。中国已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中国能理解美国的焦虑。美国一直怀疑中国会取代美国的领导力。事实上，二战以后由美国领衔的国际秩序，中国一直都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期，如果没有中国，美国的情况会更糟糕。比如，过去8个月，中国向美国出口了超过400亿支口罩，人均超过100个。中国不是怕美国，而是希望用务实的行动，打消美国的焦虑。第四，一些学者拿“修昔底德陷阱”生搬硬套中美博弈并不确切。这既暴露了国际关系理论忽视国内因素的简化主义理论桎梏，也突显了借“中国威胁”强化美国国内凝聚力的战略企图。与其说担心中国崛起而引发美国衰落，不如反思为何美国建国以来90%时间都处在对外战争中，尤其是近年来的数次战争令国力耗损、世界遭殃。中国需要突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圈套，批判那些动辄以战争逻辑构想大国竞争未来的思维惯性。正如2015年9月中国领导人访美时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第五，中美两国未来的竞争是如何治理好本国、满足本国民众更好生活需求的竞争，即治国理政的竞争。
回顾过去10个月，中美两国体现出来了两幅截然相反的图景与镜像：一方面，世界对以美国为领衔的传统国际体系越来越无力成为世界发展的“领头羊”而感到失望。美国政府并没有保护好民众，现在已超过20万人死亡，超过二战以后美国所有战争阵亡的总和。另一面，中国通过全社会的努力，仅用2个月就控制住了疫情，目前已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2020年经济增长实现正增长。可见，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不源于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基本逻辑的战争冲突模式，而是“谁更能解决好本国国内问题”为轴线的治国理政模式。美国想以传统的“新冷战”方式打压中国，中国则聚焦国内发展与改革，既回击了“诱战”之局，又确保了自身强大，一举两得。目前中国已制订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还设定了2035年远景目标。这些规划的文本中，没有专门提到美国，而是聚焦在经济、社会、民生、科技、安全等各个国内领域，对外中国则表达了高质量对外开放，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设想。可见，在中国决策层看来，与美国竞争，不是中国既定的战略目标。如果非要构勒一个中美竞争的未来，那么，中美之间未来谁能在竞争中胜出，关键不是布“新冷战”之局且试图胜出，而是谁更能创造美好社会，并帮助全世界构建更好的未来。玛格丽特·金伯利（Margaret Kimberley，美国黑色议程报告资深编辑）：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将导致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全球。之前，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给全球带来了多条破坏性政策，美国政界的分歧愈加严重，这一格局还将继续。从拜登和他的团队来说，拜登曾经在参议院从政三年，也是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总结下来，他们在政策倾向性上更加强硬，尤其在美国重返亚太方面将会有更多的政策参与。
玛格丽特·金伯利（Margaret Kimberley）在这次总统辩论中，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视野都放在全球范围的布局。这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们都强调了美国重新部署其全球的影响力。从波音公司CEO的讲话中可以得知，都会支持波音公司和国防产业。这也在于军工复合体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主要的影响力之一。其中涉及一些基金资本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候选人选举筹资方面得出结论，国防是重中之重，一些对冲基金在雷神公司和波音公司都存在大量的资金投资和股份占有率。对于这些投资于波音公司、雷神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基金来说，利用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捐款行为，进而起到自身对于政治的影响。
这就是美式政治的旋转门，有些人曾经是奥巴马总统时期的官员，此时，同样的一批人正在为拜登提供建议。毫无疑问，如果拜登能够入主白宫，那么这一批人也同样会得到重用。美国政坛的两党也不是总存在分歧，例如在2000年时，两党就以压倒性优势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敦促与中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去工业化也是两党在政治合作方面的统一，一方面将生产制造工厂转移至中国，另一方面运用美元购买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这就使得中美关系处在相对融洽的阶段。可如今，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在世界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占据相当的份额，与美国已经形成竞争关系。这也是近些年美国政治总体态度的转变。我们还可以通过种种迹象发现，美国的经济干预和制裁仍然将继续下去。在全球贸易中，当前美国政界达成的共识是美国的经济贸易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这使得其人人自危。所以，无论接下来大选如何走向，最终在对华态度上仍然不会乐观。另外，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也会存在进一步的变化。如我们所熟知的在《新裁武条约》中，美俄存在分歧。同时，作为奥巴马时期的政治遗产《伊核协议》也存在被重提的可能。但是，鉴于美国政府随意退出协定的状态，它的信誉程度受到重创，再想重新谈判，恐怕存在难度。总的来说，美国政治的运作方式在一定程度具有延续性，其中具有危害的政策也会继续下去。这对于中美关系以及全球来讲，都需要重点关注，需要全球各国政府具有更好的定力和判断力。
拜登当选后对中美关系的“三个变”与“不变”，但仍将处于紧张状态
何伟文（前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参赞，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很明显是目前的全球热点之一，给美国和全世界都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和改变。悬而未决的是谁最后胜选，现在看来拜登胜选的机率比较大，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一些变动。如果特朗普连任，他整体还是一种敌对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还是会继续的，他还是在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的策略。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美关系既会有变化，也不会有变化，我理解的是不会有绝对意义上的根本改变，但有如下“三个变化”。
何伟文
第一，拜登支持多边主义。拜登在多个场合提到，美国会重返世卫组织和《巴黎协定》，这有助于把中美分歧纳入多边规则的基础。因为单边主义最终遭受损害的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商业和企业。第二，拜登认为美国的头号风险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拜登不太可能寻求与中国建立冷战关系，他主张与中国进行对话，这将为发现问题、管控分歧留出更多空间，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在没有任何通知、也没有任何协商的情况下突然采取单方面行动。第三，拜登会尝试修复和美国盟友，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紧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盟友将加强对中国的制衡，尤其是在技术和国家安全方面。如此，中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不变”方面，和共和党一样，民主党也对中国怀有敌意。许多涉及中国的国会议案都是由民主党提出或大力支持的。南希·佩洛西特别反对香港的《中国国家安全法》。民主党新宪法放弃关于“一个中国”的立场。特朗普政府签署的第一阶段对华贸易协议被民主党人严厉指责为对中国不够强硬。美国在中国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不会变的，甚至会更加敌视中国。所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仍将处于紧张状态。特朗普将维持现状，发动冷战的危险更大，同时改善的机会更小。拜登将带来一些变化，新冷战的可能性降低，对话的可能性加大，但总体上的紧张局势仍将存在。中国对这两种前景都做好了准备。基本立场是维护《联合国宪章》，把各国主权平等放在首位。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香港和台湾都是属于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美国领土的范畴，所以在这样的问题上中国一定是予以坚决反击；二是互不侵犯。台湾是中国领土，如果美军登陆台湾，那就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略；三是互不干涉内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美国敌视和制约中国的根本原因。但这些都是我们的内政，与美国无关。中国从来没有要求美国改变它的体制，因为这是内政；四是平等互利。在上述三项原则基础上，中国将继续寻求与美国的经贸合作；五是和平共处。中美两国应该把不断恶化的双边关系纳入和平共处的轨道。只有这样，两国才能保持稳定的关系，避免冷战。最后，关于“脱钩”前景，我们相信，美国与中国脱钩的努力一定会失败。中国官方贸易数据显示，2020年前9个月，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已比贸易战爆发前的2017年同期增长3%。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出口较2018年季度平均水平高出10%，为历史最高水平。今年前7个月，美国企业在华新增投资企业860家，没有与中国脱钩。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禁令最终会伤害到他们自己，而且已经开始改变了。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保持和加强与美国工商界的合作，一个稳定的、不断扩大的经贸关系将有助于防止全面爆发新冷战。美国不太可能回到以前的状态，深层的原因源于美国梦的终结
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员、《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作者）：从目前美国的大选情况看，拜登似乎会胜选，我认为最后是以微弱优势胜出。即使特朗普败选，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还会非常多。在整个过程中，特朗普会防止拜登获胜，可能他会不断的起诉计票过程中的合法性，会尽可能的把局势往对拜登不利的方向来推动，而且在拜登整个总统任期也许会采取一些破坏行动。特朗普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拒绝认同拜登胜选，如果他败选，他会一直质疑整个选举的合法性。拜登针对特朗普的这些行为所能做的是非常少的，所以他会成为一位非常特别的总统，这意味着拜登胜选后，他的任何计划在执行的时候，都会被稀释掉，所以他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
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民主党在强硬鹰派手段上并不逊于共和党。民主党即使是胜选，也会在之后执政期间不断受到来自共和党的压力和指责，美国的两极化形势未来是无望的。从现在的发展形势可以看到，疫情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指责，这种对华的敌对都会持续。可能在观点上，具体技术层面有一些改变，但我认为整体对华的方向和对策是不会改变的。
中美之间互相对话可能会越来越少，双方都会视对方为敌人，这对于美国来讲是非常危险的。美国是怎么成为这样的呢？原因是深层次的，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从它建国以后发展了两个世纪，基本上没有什么中断，其他国家无法和美国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发展速度相比，美国有很多机会去实现一些不可能的目标，这些都是美国梦的起源。
现在美国开始衰退，美国的经济增长从上世纪就开始下滑，转折点是在本世纪前十年出现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动摇了美国的实力以及在全球的形象。可以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起源于美国的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事实上，1980年以来，可以看到很多的美国人越来越不满意了，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打击了人们工资的增长预期，几十年来经济增长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民调显示美国人不认为他们的子孙能够拥有同样的生活水平和财富水平，他们认为子孙后代会更加贫穷，美国可能不再是梦想之地了，这意味着美国梦的终结。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都是非常乐观的，而现在却越来越悲观，因此，特朗普才会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2016年特朗普就当选了。
有三点需要强调，第一，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改变非常快。美国现在想去清楚的理解自己这些年的改变，更多的人口在过去二三十年工资在下滑，很多人认为这都是由于中国的崛起。
第二，与之前的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这样的政治领导人，放弃了美国这些年的外交政策。而且他也是一位种族主义者，他的言论让全世界人民无法预知美国。
第三，现在不太可能回到以前美国的状态，大家熟悉的以前的美国，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是无法挽回的变化。所以，现在美国完全不一样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知道美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现在美国越来越分化，矛盾越来越多，拜登也许就当一届，特朗普有可能在2024年再次当选，那么，对于美国的民主意味着什么呢？美国是不是会威胁到全球的和平呢？在长远来讲，美国会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么多的问题都不是假说，美国现在不太稳定，而且我们也无法预测美国的未来。
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三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特朗普和拜登的不同之处要用二分法来分析。特朗普被认为是孤立主义者，他践行美国优先政策，首先只关注美国国内政策，然后再关注全球其他问题，但这不能完全解释特朗普针对古巴、伊朗和委内瑞拉的一些行为，他对这些国家施加了很多无理制裁；这也无法解释特朗普一直和以色列交好而针对巴勒斯坦；也无法解释特朗普针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试图避免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切断和华为之间的商务往来，这些政策都表明他是孤立主义者的代表。
拜登会联合欧洲的一些盟国。特朗普执政四年，拜登在公共部门工作了四十年，他们致力于推行美国统治精英的利益和跨国公司的利益，这些公司主要在北大西洋，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他们的策略可能不同，但动机是一样的。特朗普认为和与欧洲联盟国没什么太大用处，拜登认为要加强同欧洲盟国的关系，但不是说特朗普就不打造联盟关系，和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关系就表明他通过四方协议来制衡中国，主要通过军事方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国至上，避免真正全球民主的发展，因为他们才是政策受益者，美国精英阶层、欧洲精英阶层和跨国公司才是受益者，他们希望控制全球。
特朗普发动和中国的贸易战时，硅谷的CEO都没有谴责贸易战，很多CEO都是自由派，在文化或其他一些方面都会指责特朗普，但无论是从个人还是公司层面，都没有要求减缓贸易战。其实他们都非常依赖中国制造，苹果CEO之前在会议说到，苹果在中国的制造受到了三星的影响，因为在韩国不用交很多关税，美国针对华为、中兴，美国硅谷关键领域技术，比如5G、物联网、GPS等等，中国公司可以生产出下一代，而且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美国公司。这些硅谷的公司希望美国政府，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发挥作用发展这些领域，所以，他们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谴责华为是中国政府的间谍。国家安全局可能会攻击或者伤害中国的科技公司，去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这是真正贸易战的原因，很有可能拜登政府还会继续和中国打贸易战。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美国2015年就提出了TPP，当时建立TPP明显就是为了制衡中国在亚洲商业上的领导力，特朗普退出了TPP，直接和中国进行贸易战。策略不一样，动机和目的是一样的。在2004年布什政府期间，美国政府制定了千年挑战公司提供资助，通过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美国政府利用这些机制去影响中国在拉美或者加勒比海地区的商业利益。美国和日本直接就告诉萨瓦多尔政府不要和中国政府签订海港相关协议。两党都使用一些机制去抑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自由主义评论员认为拜登更倾向多边主义，拜登当时希望美国重回2015年的伊核协议和2016年的巴黎协定，而实际没有迹象表明美国真会出台完全的多边主义政策，拜登想在之前北约的基础上，重建北大西洋地区或西方联盟体系。另外受来自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攻击，他们会退出和伊朗相关的一些协定。在奥巴马的领导下，美国签署这些协议并不是为了推进多边进程。美国之所以与伊朗达成协议，是因为在2011年北约(NATO)战争结束后，美国破坏了利比亚的石油供应，并在2014年乌克兰冲突中破坏了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之后，欧洲迫切需要一种能源来源。奥巴马之所以同意与伊朗达成协议，是因为欧洲人绝望了，不愿与国际法的要求保持一致。在气候问题上，美国淡化了巴黎谈判的影响，但重返谈判桌只是为了摆出多边主义的样子。未来我们要密切关注美国新型冷战，拜登执政之后也不见得会放弃冷战。
美国社会运动如何更好地强化公民意识，推动体制系统化改革
克劳迪亚·德拉克鲁兹（Claudia De La Cruz，美国纽约人民论坛执行主任）：作为美国纽约人民论坛执行主任，我们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联络机制，通过人民论坛对大众教育的项目，讨论大选怎样能更好地联合所有人共同行动，反对种族歧视，反对一些错误的观点。从美国来看，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可能性。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些改变，而合作也急需一些改变。
克劳迪亚·德拉克鲁兹（Claudia De La Cruz）全球都在关注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如果特朗普连任，我们会想到是不是自由主义、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又兴盛起来，或者是不是带有恶魔性质的“邪恶价值观”会影响到大家？美国国内有7000万人投票给了特朗普，这个数字值得注意。全世界关注美国大选的形势，不仅涉及到美国的民生、美利坚合众国能不能团结起来，还有这些党派和之前的帝国主义，其实是美国在委内瑞拉、中国等其他国家发动了更多的制裁，不少这样的战略还在持续进行中。所以，关于社会运动的一些问题，如何看待人民的挣扎，包括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的工人阶级群体，未来有怎样的项目是能够针对反战的。此刻，特朗普连任的机率是非常低的，而且可以看到特朗普的一些观点在不断的推动工作议程安排。他在公开场合攻击了对手，之前另一个执政的党派，或者是更大众的人民体制。目前来看，数以千万计的美国民众对现状是不满意的，而特朗普尝试要以统治的角度，甚至是创造了他自己的一种类似于法西斯的控制局面，现在的美国现状是他导致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反特朗普主义的氛围在全国蔓延，而且会要求每一张选票都要严格的监票计算。在过去三十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都是对峙的，他们都不符合人民的最佳利益，所以他们不断地推动整个政治体制。同时，两个党派成为彼此前进路上的一个障碍，尤其是在过去三十年来，在美国民众间推动的各项社会运动，都是民主党的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今年5月，黑人弗洛伊德的事件引起了全美轰动。所有这些社会的骚乱和大事件，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民众发起的社会运动怎样真正推动社会运动的发展，从而让政治体制或者政治工具为未来的工人阶级更好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和在现在国情的下看，社会运动都受到了工人运动民主党的推动，监控和监管。比如可以看到由民主党推动的，或者刚才提到的重大事件、社会民众在进行游行的时候，他们举的横幅是“全体联合在一起，共同团结起来”等类似的措词。比如黑人妇女们和年轻人，他们走在游行方阵前列，高呼着自己的口号，这很值得反思。虽然大家投票给民主党，但实际上大家不一定真的支持拜登，他们更多的是反特朗普或者是反对特朗普所代表着的独裁专制或法西斯主义抬头的政治体制。诚如我们所知，民主党在任何形式或者方式上不会解决就业、住房、和医疗问题。经济的衰退和危机会更严重，人们的收入会继续降低，可能会失去自己的住房。从这个角度来讲，各个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游行和社会运动都要准备好，可能资本主义会不会主导社会，是不是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整个系统是行得通。我们谈到的不是现在的情况，而是后疫情时代美国国内的局势。比如之后的就业率和失业率、种族歧视，还有一些相关机构和美国国内展现的一些负面的情况。涉及到和税务有关的一些社会运动，可以看到民主党的一些策略与税收政策。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看到全球的形势，美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中国的就业形势，还有在委内瑞拉、巴勒斯坦、智利的选举，新政府还有民生，在全球各地爆发的各种社会组织或者工人领导的运动游行都是不断强化的。我同样也希望，这些运动和游行能够带来全国的一种公民意识和体制系统化的改革和改变，包括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等一系列和体制相关的改变，我希望这些社会运动能够有推动。拉美国家不想做美国的傀儡，希望在多边机制下能有更多空间和独立
奥利·瓦尔加斯（Ollie Vargas，玻利维亚Kawsachun新闻记者）：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肯定是进一步实施强硬的鹰派对外政策，拉美肯定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之前玻利维亚的政变，被认为是美国在挑动。玻利维亚被认为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受到美国的操纵和影响。还有对委内瑞拉的制裁，特朗普政府支持一个反对的政府来颠覆现有委内瑞拉的政府和政权。他们抢夺委内瑞拉的资产为美国所有，很多的公司和资产当时是委内瑞拉的，但是被美国抢夺过去了，很多资产受到了影响。在古巴的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从来没有解除与古巴方面的禁运，但在一些旅游、文化、汇款等领域的一些禁止的解除，慢慢地和古巴有缓和的关系，但是特朗普政府完全就扭转了，没有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在过去几周，对古巴经济封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西联汇款作为西方最大的平台，在古巴是无法进行汇款的，这对古巴来讲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很多古巴人和古巴公司都受到了影响，他们的收入和资源都无法汇回到古巴。在特朗普的政策下，古巴人民和公司都深受其害。
这些年拉美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太健康的，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现在大选也看不到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法案，我们可能需要更好的一些美国的政策。拜登的很多政策可能比特朗普更加帝国主义化，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也说到他们想夺回佛罗里达州的一些选票，在对古巴、委内瑞拉等国的政策可能比特朗普时更加强硬。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预测分析，可能不一定正确。对于拉美来讲，我们对哪位美国总统上台没有偏好，我们只是希望能强化多边机制，不希望看到新的冷战。希望能够涵盖美国、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共同强化多边机制。对于拉美来讲，比如像华为的问题，可以看到在玻利维亚，莫拉莱斯之前一直支持中国5G的技术发展，希望能够在这个国家推行5G，但是受到了美国的施压。有很多人希望美国能够同意这一点，让玻利维亚和其他的国家能够接受华为技术的建设。在玻利维亚，现在能够跟中国保持工作层面上的接触，没有受到美国太多的威胁，在拉美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跟中国有比较正常的、基本的工作沟通和联系。我们希望有这个空间和自由。中国在全球有很多伙伴，而且中国和古巴也是很好的朋友，中国并没有施加它自己的文化或者治理理念、观念到其他的拉美国家。中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都有很好的关系，他们有很紧密的商业联系。就像美苏冷战期间，中国支持苏联，这也不影响中国政府政策的实施，中国并不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理念、意识形态施加给别人，中国这样的做法就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互利共赢的精神，这才是更好的模式，能够给全球更好的一个未来。美国的这种模式，大家以前觉得拉美是美国的后院，现在也都会认为拉美不是非常独立的一些国家，而是美国的傀儡。我们不希望在国际社会上有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也希望未来能够给我们拉美国家更多的空间和自由，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独立，不要太多的依赖于美国，不要受到美国更多的干预。桥组（Qiao Collective，杰出社会媒体代表，华裔组织）：桥组有专门的中国事务组来关注中国的形势。我们当中很多都是美籍华人，美国大选对我们来讲其实非常模糊。一直以来美国对中国和华人都是一种敌对政策。其实中国人和美籍华人是一样的，我们的命运是彼此相连的。
拜登在之前的竞选中不断尝试和强调要重组美国，重返美国的国际状态、国际形势和国际秩序。美国虽然表面上让人们追求自由民主，但我们作为美籍华人生活在美国，认为他们背叛了当时建国时的一些想法。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是一位著名的中国科学家，他对美国的科学带来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但是在麦肯锡主义的影响下，他还是受到了很恶劣的对待。实际上美籍华人并没有在美国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尤其是在全球危机的时候，虽然它是美国银行家不负责任的嵌套金融产品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但我们也深受其害。那时候大家经常在谈论流感和疾病的时候，都在前面都加一个中国的前缀词，如“中国流感”“中国疾病”，这会使得大家有一些“恐华症”或者反华行为和态度。虽然他们讲他们是民主的，但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美国就会有一些阻挠的行为。在奥巴马民主党执政时期，他致力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让美国重返国际舞台，重振国家经济。但实际上美国加强了对华为的禁令和监管，在对香港问题、环境问题和南海问题上面也变得更加严苛。美国会把自己的一些废品和垃圾转运到中国，并且让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和财富为其所用。在19世纪中国已经对当时美国财富的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罗斯福时代也是一样。前任的美国国务卿也非常满意中国的劳动力能够制造出物美价廉的商品，在这时就会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是做出了贡献的，但是当中国人开始发声，争取自己的权益时，美国人就会变得不以为然。在越南战争中美国使用了生化武器和其他的手段进行强烈打击。但是美国对于中国和其他的亚洲国家使用生化武器的问题上就会变得非常严格和敏感。在二战期间可以看到多达10万日本人被送到了营地，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还有26万的拉丁裔的美国人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美国的宪法并没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真正地解决这些社会不平等问题。亚裔美国人由于疫情原因，失业率是最高的。即使在新的时代，新的冷战，新的不公正下，不管谁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社会不平等问题也不会真正被解决，因为它不会开始于特朗普政府，也不会终结于拜登，而是追溯到几代人之前。这些年美国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即使中国人民在美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他们依然还是去攻击中国人。同时，海外的华人和精英层面的人不能代表辛苦的亚裔的工薪阶层。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不会通过一次大选解决。美国对中国的敌对，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对中国的新冷战，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思考美国这个国家的宪法体制和司法体制。
拉迪卡·德赛（Radhika Desai，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政治学教授）：2020年总统选举给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带来的长期痛苦，是在美国新自由主义、金融化资本主义数十年的瓦解过程中，以及美国在世界影响力随之下降过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当美国走过这一里程碑时，经济模式与经济表现截然不同的中国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我们要在这一背景下看待美国的大选和国内的余波。就两国各自国内而言，中国抗击疫情，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相比我们看到美国疫情控制不利，债台高筑，政治也不稳定，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2020年美国大选只是进一步恶化美国治理危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美国两党政府都在推动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导致了不平等、不安全、生产力低下和社会分化，尽管美国大选还必须依靠这些人的选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政治上的一些对立也是带来了更多的讨论，就像在2008年之后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一样。
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尤其是目前的这些危机，可以看出美国的治理能力在不断恶化。美国的治理失控危机同样也动摇了其制度基础。曾经为自己的古老宪法感到自豪的美国公民如今意识到，并不能用18世纪的宪法来管理21世纪的社会。他们也有一种逐渐下沉的感觉，即改变宪法很难，因为制宪者从不信任人民。共和党在上次竞选中已经找不到比特朗普更好的人选，他们现在正处于分裂的过程中。与此同时，民主党内部分成两派，一派是拜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另一派是少数左派，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必须与过去的新自由主义决裂，但却不太清楚具体该如何做。内战仍然是一种可怕的恐惧，而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相反，由于参议院仍掌握在共和党手中，美国将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和焦躁不安的公民之间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瘫痪僵局，美国既无法满足也无法安抚公民，而且美国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组织起来重新改善这种令人不满的状态。这样的美国会在专注于国内问题和进行国际挑衅之间交替，以分散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力。拜登可能会带来一些表面的改变，如重返世卫组织、巴黎协定，甚至回复伊朗核协定。但他就像之前的民主党人一样，将成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机构的傀儡。当这些机构意识到中国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经济时，它们就对中国产生了敌意。即使他们胜选了，也不会和之前有太多的改变。而且新自由主义、更加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这种经济体制不会改变。从一些传统的民主党执政的方法来讲，整个美国的资本主义可能更会被加强。新冷战也许另外还有一种创新，不是知识产权的创新，或者进一步的技术形式的发展。美国已经意识到，尤其是资本家们承认他们必须接受中国日益崛起的实力，但他们的政治代表如果不让中国成为他们自己权力和特权结构所产生的弊病的替罪羊，就无法赢得选举。这就是新一轮针对中国的冷战。就像过去的冷战一样，超级大国对其他国家产生压力，大国会要求其他国家支持其中一方或另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只有少数如印度、巴西等国会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开放的心态、进行合理的对话、与美国及其盟国中较为明智的人士交朋友，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能够在互利发展中合作的国家和力量上。考虑到混乱的美国和稳定崛起的中国之间的鲜明对比，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
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英国佩斯利大学社会科学名誉教授）：拜登从政多年，而且服务于克林顿、奥巴马政府。在克林顿政府期间他一直是鹰派人士，推动了北约干涉巴尔干半岛，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他也是鹰派人士，积极参与策划乌克兰政变。在对华政策上，他也是采取鹰派做法，在南海、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上都是敌对中国的。我们看到拜登的做法非常复杂，而且是意识形态的，比起特朗普的做法更加长远，尤其是他要和更多的盟国达成合作伙伴关系，这一点更加危险。
拜登想重拾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在北约进一步发展美国的领导作用，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希望大家都觉得美国还是在捍卫全球的自由市场和民主。他希望在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而且要重返美国在中东的一些政策，要重返伊核协议，同时他不会再践行特朗普的政策，要远离以色列和相关地区的反对力量。我们看到拜登在推行自由民主的社会，他会继续开展新冷战。他支持民主，反对所谓的极权主义。同时俄罗斯也是一个目标，尤其是白俄罗斯的问题。中国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现在大家在讨论“修昔底德陷阱”，一直在避免大国竞争。其实本身这个术语就是挺危险的，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国务院首先提出来的，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很多政府中他都是国防顾问和专家，尤其在苏联解体时，他的建议是让大家进一步巩固意识形态，利用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些分裂问题，更广泛的使用国际方面的协议，进一步推崇这种全面的社会化的做法，以及北约的这种联盟。根据拜登以前的从业经验，他是非常危险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结合，如果去对比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斗争，这种对比也是错误的，因为之前的雅典和斯巴达都是奴隶社会，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肯定不是这样的情况。中国追寻社会主义社会，美国追寻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基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基于美元至上和技术至上。美国在美洲、非洲、中东、亚洲有很多政治军事方面的干预，这和中国所践行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中国需要和平，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内部的经济大发展，需要和经济伙伴一起促进发展。中国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未来二十年建立现代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疫情之后，以及现在全球的发展，我们看到不同的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平衡。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充满活力，根据IMF世界报告，我们看到未来两年中国的经济将增长10%，相反美国的经济至少会收缩2%，几乎就没有太大增长。欧洲盟国也有相同的经济收缩。我们看到现在有这么多的债务，这肯定会导致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收缩，尤其在2010年危机后的十年。中国可以战胜疫情，而且中国也没有遭受太多的经济损失，这都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取向。同时我们看到相似的一些社会主义取向的社会，比如像越南和古巴也有相同的一些表现。中国共产党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不像美国、英国或者欧盟那样，这些国家都受到了新自由主义影响，社会不稳定和不平等，而且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影响，对未来有更多的危害。所以，新冷战有很多的威胁，在拜登的任职期间，不一定能够减缓新冷战带来的威胁，拜登还有他的一些政治取向也不能够减缓新冷战带来的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将会越来越缩小，由于美元的作用的减弱，差距会越来越小，一直强调和平和社会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面临和应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现在资本主义治理有很多矛盾，这种矛盾会越来越明显。我们看到还有更多的一些社会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去坚持和平共处。
罗思义（John Ross，英国伦敦商业与政策署原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次论坛主持人） ：我自己再谈两点，第一，不是说特朗普失败了就表示冷战绝无可能了，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一点。第二，我不认为中国在任何情况下会主动与美国进行冲突，中国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会主动发起战争和冲突，尤其是现在提到的五年计划。“十四五”规划中没有对美的敌对的形式，更多的是怎样发展、崛起和复兴等等，还有提到了一种双赢的模式。（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主办单位机构立场，本文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嘉宾审核。）文字整理：杨清清、杨云涛、刘建平、陈治衡、郎杰、张梦晨、郭宇、吴俣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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